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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信念,不同的選擇

2018年07月20日 浏覽量: 次 来源: 统战新语 作者:

導讀

在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之時,大多數民主人士還在南方。上海,遠東最繁華的都市,居住著宋慶齡、張瀾等著名民主人士;香港,美麗的維多利亞港灣,成爲民主人士的政治避難所。

在周恩來的親自部署下,潘漢年、方方、連貫、夏衍等人,避開國民黨特務和港英政府的眼線,成功地護送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一路向北,“六十三齡萬裏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北上途中,民主人士豪情滿懷,逸興橫飛……

然而,國內局勢,風波詭谲,民主人士安全到達解放區,並非易事。馮玉祥將軍從美國經蘇聯回國,在黑海因輪船失火不幸罹難;楊傑將軍在香港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民盟成員黃競武犧牲在共和國誕生的前夜……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國民黨在潰敗之際,大肆迫害民主人士,卻再也擋不住大廈將傾的命運。曆史潮流,不可阻擋,一個獨立、統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已噴薄而出!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陆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这时开始,筹备新政协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黨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戮力进行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筹备新政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在解放区以外,尤其是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安全、及时地护送到解放区。从1948年秋开始,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亲自指挥,主要由中共中央华南局和香港工委具体负责,开始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在民主建國的進程中,有很多民主人士爲了新中國的誕生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倒在了新中國成立的前夜,他們將永遠被人民、被曆史所銘記。同時,也有黨派及其領導人把握不住曆史潮流,走上了一條背離民主、脫離人民的不歸路。

1948年9月1日,國民黨元老馮玉祥乘輪船自美國回國途中在黑海不幸遇難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後,遠在海外的馮玉祥將軍感到無比振奮,他決心響應中共號召,回到祖國出席新政協會議,參加新中國的建國工作。

1946年9月,馮玉祥將軍因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獨裁政策,被迫以考察水利爲名遠走美國。赴美之後,他通過發表演講、召開記者招待會、撰寫文章等手段,繼續進行反對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和反動統治,特別是在反對美帝援助蔣介石打內戰的錯誤政策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效。1947年秋冬,他參與發起和創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民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一口號”發布後,馮玉祥將軍于1948年7月30、31日先後發表《告別留美僑胞書》和《告別美國人士書》,沖破國民黨特務的重重圍困,于7月31日攜全家登上蘇聯“勝利號”郵輪,准備經蘇聯轉道回國。船行一月,在黑海航行途中,因輪船突然失火,搶救不及,于1948年9月1日不幸遇難,終年66歲。這位爲新中國早日誕生而奮鬥的老將軍,犧牲在了新中國成立的前夕。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專電馮玉祥將軍的家屬,表示痛悼,稱譽馮將軍“置身民主,功在國家”。

1949年9月1日,在解放了的國土上,在新政協召開前夕,中共中央在北平舉行了馮玉祥將軍逝世一周年追悼大會,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宋慶齡、李濟深、郭沫若等,致送了挽聯、花圈和挽詞,並將其遺骨安葬泰山。名山忠骨,千秋生輝。

前國民黨高級將領、民革中央執委楊傑1949年9月19日在香港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1949年9月19日,民革中央執委、民聯中常委、民革和民聯西南地區負責人楊傑由昆明到香港,准備赴北平出席新政協會議之際,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于香港寓所。

楊傑,字耿光,又名漱石,1889年生于雲南省大理縣。1913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本時加入同盟會,回國後參加辛亥革命隊伍,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總參議,隨軍北伐。此後曆任師長、軍長、第一集團軍總參謀長、長江要塞總司令、陸軍大學校長等職。

楊傑原是蔣介石親信,深得蔣介石信任。後來隨著蔣介石反動本質的逐步暴露,楊傑對蔣介石專制獨裁、親美反蘇愈加不滿,常常公開加以指責。1945年10月,楊傑與譚平山、陳銘樞、郭春濤、王昆侖等人組織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發動民主人士投入反內戰的民主運動中去,成了一位不屈不撓的反蔣鬥士。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其他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亞子等,聯合組織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楊傑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負責民革西南執行部,並秘密策動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起義。隨著形勢的發展,楊傑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監視。中國共産黨對楊傑的安危非常重視和關心,1949年下半年,潘漢年即勸告他迅速離滇赴港,然後轉程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但楊傑考慮到他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一定成效,此時離開,怕前功盡棄,産生不良後果,即托人轉告中共中央,容他暫緩一步離滇。然而,令他沒有估計到的是,不久雲南風聲驟緊,形勢突然變得嚴峻起來,原來此前盧漢應蔣介石之命到重慶面談,本是爲了麻痹蔣介石,爭取起義時間。但實際上,盧漢答應了蔣介石一些反共反人民的條件,回來後于9月9日晚搞了一個“九九整肅”的大逮捕,共抓捕昆明進步人士400多人(後又全部釋放)。事先蔣介石曾當面命令盧漢逮捕楊傑,盧漢回昆明後即通知楊傑盡快離昆。9月9日上午,楊傑秘密飛往香港避難,入住灣仔軒尼詩道302號友人李寓所。

時任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的盧漢

楊傑逃離昆明後,國民黨軍統頭子毛人鳳親自將從楊傑家中抄出的日記及往來信件等一一翻閱,終于掌握了楊傑在香港下榻處,隨即布置了謀殺計劃。9月19日晚10時左右,國民黨特務偷偷來到楊傑住處,謊稱有要信面呈,楊傑毫無戒心地取過信,坐在藤椅上拆閱,特務突然拔出手槍對准楊傑胸部就是一槍,緊接著又對其頭部補了一槍。一位傑出的民主戰士就這樣犧牲在國民黨特務的槍口下,在解放的前夜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楊傑被害後,中國共産黨以及廣大進步愛國人士對于國民黨特務躲在陰暗角落裏所幹的卑鄙勾當表示強烈的義憤。國內外許多報紙紛紛發表文章,強烈譴責國民黨當局的卑鄙行爲,深切悼念楊傑將軍。在楊傑將軍的追悼會上,新華社的挽聯是:“蔣死黨水盡山窮,敵對人民屠俊彥;新中國千錘百煉,清除漢賊慰將軍。”民革中央電唁楊傑將軍家屬:“驚悉耿光同志應召出席人民政協會議,途中在香港慘遭匪特殺害,不勝痛悼!耿光同志致力民主革命,貢獻甚多,當此新中國正在誕生,反動統治宣告滅亡之日,耿光同志雖死,亦無可憾。尚望勉抑哀思,繼承遺志。特電奉唁。”

楊傑遇害後的第三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備之後,在北平正式召開。在莊嚴而隆重的會議上,中國共産黨代表團提出了一個臨時動議,由主席團以大會名義向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楊傑家屬致唁,並特許楊傑爲列名缺席代表。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楊傑將軍爲革命烈士。

民盟成員黃競武1949年5月18日被國民黨當局殘忍殺害

1949年5月18日,民建上海“臨工委”常務幹事、民盟成員黃競武因秘密發動中央銀行員工阻止國民黨偷運黃金白銀到台灣而被殺害。

黃競武,190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爲黃炎培先生次子。早年于清華大學畢業,後即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29年回國後,在鹽務機關服務,對中國鹽務會計制度的建立做出了許多貢獻。黃競武在民主政團時期即加入民盟。當時在重慶,曾任民盟總部組織委員會和國外關系委員會委員。1945年12月初,民盟中央委員沈志遠和黃競武前往上海籌組民盟上海市組織,次年2月20日宣布組成民盟上海市支部籌備委員會,黃競武被推定爲籌備委員,並與沈志遠同爲籌委會召集人。8月,民盟上海市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黃競武被選爲執行委員。1947年5月2日,民盟上海市支部進行改組,黃競武仍被選爲執行委員。

黃競武對國民黨早有本質上的認識,也了解共産黨領導下的革命活動。那時黃競武在上海成天忙于搜集國民黨政府四行兩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彙業局)的有關組織、業務和人事方面的資料,監視國民黨把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白銀、美鈔、英鎊偷運台灣的活動,發動上海各界制止金銀外運,並和銀行職工聯合發動罷工拒運,爲國民黨特務所偵悉。

1949年5月12日這天早上,黃競武和夫人一起坐著車來到位于外灘的中央銀行辦公,似乎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然而,一個陌生的面孔來到了黃競武的辦公室,氣氛開始變得不一樣起來。陌生面孔說中央銀行行長要召見黃競武,把他騙到樓下。隨後,他被押上預先准備好的警備車,蒙上眼睛,送到秘密機關拘留起來。原來,那個陌生人即是毛森指揮下的保密局特務。面對敵人的嚴刑逼供,黃競武始終嚴守秘密,堅貞不屈。5月18日深夜,黃競武被國民黨殘忍殺害。上海解放後,黃競武被追認爲革命烈士。

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革命領導人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達列裏汗和中蘇文化協會幹事羅志(漢族)等五人,1948年8月27日在轉道蘇聯阿拉木圖赴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的途中因飛機失事犧牲。爲此,毛澤東發表唁電,深表哀悼。

除了上述人物外,为参加新政协、创立新中国而牺牲的民主黨派人士还有很多,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民主建国的信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浪淘沙,多少風流人物,多少社團黨派,在曆史長河中,有的頂風破浪,直挂雲帆濟滄海;有的折戟沈沙,終成過眼煙雲。中國青年黨(簡稱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曾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兩大黨派,然而,由于他們不能順曆史大潮而動,最終落得偏居一隅、苟安台灣的結局。曆史是無情的,同時也是最公正的。

中國青年黨1923年12月成立于法國巴黎,稱爲“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1929年改爲“中國青年黨”,信奉國家主義,宣揚超階級的國家觀和國家至上論,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共産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24年秋返國,從事反共活動。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青年黨在反共的同時,也曾開展過以“民治”爲內容的改良主義活動,反對國民黨的“黨治”。九一八事變後,青年黨在政治上發生了變化,提出“政黨休戰”的主張。七七事變後,青年黨參加抗戰,開始同情、接近中共,並附和抗日民主運動,還參加了民主同盟的組建工作,屬于民主同盟中的“三黨三派”之一,更曾一度把持盟務,因一直堅持右傾立場,屬于民盟內部的右翼。1945年12月,青年黨在重慶召開了第十一屆代表大會,決定了新的黨綱與黨章,在中央人事安排上進行了改選,到1946年1月舊政協會議在重慶開幕,以曾琦爲首的右派力量徹底控制了對青年黨的領導,並在是否參加僞國大問題上,使青年黨最終從民盟中決裂而去。許多青年黨黨員爲了獲取高官厚祿,爭相投入國民黨政府當中。曾琦任國民政府委員、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總統資政等職,陳啓天任經濟部長,左舜生任農林部長,常燕生等任國民政府委員。此外,還有數十人任立法委員、國民參議員、憲政實施促進會委員。國民黨假意開放政權,青年黨人趨之若鹜。對此,當時的《華商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反動派想拉攏一二無關重要熱衷權位的小黨派,作爲‘民主’的僞裝,以欺騙國際視聽,其目的無非是要騙取美帝國主義的借款,以進行反人民反民主的內戰,並鞏固其獨裁政權。”1947年6月,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已經成功地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並開始了大反攻。在國民黨強弩之末時,蔣介石爲了粉飾太平,下令于1948年春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青年黨依然是積極參加者。他們先是發表了《青年黨參加行憲國大聲明》,表示“參加國大實大義所當然”,宣布青年黨“參加國大,以襄盛舉”。大會期間,青年黨出席的代表共230人,其中60人參加立委,11人參加監委。3月,行憲首屆行政院成立,青年黨推陳啓天、左舜生、劉靜等人爲政務,並由陳啓天任工商部長,左舜生任農林部長。時至1949年,蔣介石國民黨退逃台灣時,青年黨最終也沒有覺悟,隨從國民黨赴台灣。從此,青年黨在台灣也就成爲國民黨點綴門面的花瓶,曆史的發展使一個曾經叱詫風雲的黨派最終走向了沒落。

如果說青年黨投靠蔣介石國民黨還算是“穩健而行”的話,民社黨則在這條道路上走得並不穩健,因爲,它每走向國民黨一步,都要伴隨著自身組織上的一次分裂。民社黨屬戰後中國的第三方勢力,其前身爲成立于1931年10月的中國國家社會黨。1946年8月,國家社會黨與海外民主憲政黨合並組成中國民主社會黨。從國家社會黨到民主社會黨,名稱雖有變化,主張基本相同,均以反對國民黨專制、實行資産階級民主制度爲目的。1947年7月,民社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張君劢爲黨主席。

民社黨走向蔣介石國民黨的第一步是在召開所謂“國民大會”期間。抗戰勝利後,民社黨參與發起組成民盟,並成爲其主要成員之一,積極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然而,國民黨很快撕毀政協決議、挑起內戰,並單方面宣布召集“國民大會”,這無異于昭示國人,國民黨絕不肯放棄專制。民社黨失望、不滿的同時,又面臨著政治上何去何從的抉擇。開始時,張君劢代表民社黨在民盟內部多次聲明要堅守政協決議,不單獨參加“國民大會”。但不久他又禁不住國民黨的拉攏,不顧民社黨其他主要人物張東荪等人的反對,竟于1946年11月20日上書蔣介石,表示:“在此還政于民之日,自當出席以贊大法之完成。”11月23日,他又向國民黨提交了民社黨參加本次“國民大會”的40名名單,公開投靠國民黨。這個表面看來似乎突然的轉變,實則是一些幕後因素演變的必然結果。究其原因,民社黨不僅在政綱、立場上與國民黨有相近或共同之處,背後還有功利主義的驅使。爲此,民盟于12月23日召開會議決定:民社黨參加“國民大會”,違反盟紀,決定凡盟內民社黨成員參加“國民大會”者一律開除盟籍。在民盟及廣大民主正義力量的指責聲中,民社黨內部也隨之産生了矛盾。張東荪、孫寶毅、葉笃義等民社黨內較有影響的一批人因不同意參加“國民大會”,宣布退出了民社黨,繼續留在民盟內。民社黨隨後又于1948年參加了國民黨的行憲國大。民社黨發表聲明稱譽此次大會是“中國曆史上的創舉”,公開表示“本黨爲維護憲法之尊嚴,爲保持國家之基本,絕對同情蔣主席在國大開幕詞反對修改憲法之主張”,“本黨願竭綿薄之力,掬誠摯之心以助其成功。”民社黨在政治上徹底投入國民黨的懷抱,成爲其掩蓋國民黨專政、粉飾民主、欺騙輿論的禦用工具。到1949年,蔣介石國民黨退逃台灣時,民社黨也隨之而去。

同青年黨一樣,民社黨在側居台灣之際也成了國民黨的一個政治花瓶。

張君劢從1949年離開大陸後不久,即將黨務委托他人,自己長期漂泊海外,直到1969年在美國舊金山去世,僅于1950年到過台灣一天,個中隱情、滋味唯有自知。左舜生後來只得把隨波逐流、身不由己的痛苦寄托在詩文之中。他曾寫道:“軟水溫山,丹楓白露,海舟點點神州路,誰言遊子竟忘歸?歸帆總被秋風誤。濁酒休停,閑愁休訴,歡娛共把頹顔駐。從頭收拾好家居,思量未必他人錯。”也許張君劢、左舜生等一幹人到最後真的感到自己這一生是走錯了,卻已悔之晚矣。

(選自《讓曆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